前不久，有幸走进了四川巴金文学院。这是一个绿树环抱之处，粗壮的榕树、高大的银杏树、粗大的广玉兰以及黄桷树，还有马识途亲手栽种在前庭与后院的菩提树，以及无数的慈竹、楠竹、紫薇、樱花和不知名的灌木，把这里汪洋成一片绿色的海。
年少时即读巴金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，中年时又读他的《随想录》，这位传奇的文学巨匠，在我的心里是一座高峰。而今，终于有幸走进这座文学殿堂，在陈列馆里，近距离地仰望，我对这位世纪老人充满了无限的崇敬，同时，我也在探究，他是怎样攀上艺术之巅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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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出生在成都的一个官宦之家，这是一个封建大家庭，老太爷霸凌一切，家庭成员没有半点儿自由。巴金挣扎、反抗，最终离开家庭来到上海。那时，他不到20岁。
年轻的巴金没有多少写作经验，但是近20年的封建大家庭的生活，让他积累了浓烈的情感。他用笔控诉旧礼制，下笔的时候常常使自己激动起来，正是在爱与恨的波涛汹涌中，陆续完成了“激流三部曲”。
展馆里还有巴金身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深入朝鲜战场的一组照片。抗美援朝期间，巴金受全国文联委派，担任赴朝战地创作组组长，先后两次带队赴朝，在平壤、开城、三八线前线，跟着战士钻坑道、爬阵地，上有美国飞机天天轰炸，下有敌军冷炮袭击。他冒着炮火采访起雷英雄姚显儒、67高地英雄赵先有等战士。在朝鲜的战地生活很紧张，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。有一次，住在朝鲜老太太家里，没有桌子，他就伏在枕上写作。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常常感动着他，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些最可爱的人。回国之后，他整合两次赴朝采访搜集的赵先有等烈士事迹，写成感人肺腑的中篇小说《团圆》，1964年被改编为电影《英雄儿女》，成为红色文艺经典。
我看着、思索着、感动着，忽然，镶嵌在玻璃相框内的一段话进入我的眼帘：“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，而是我有感情，对我的祖国和同胞，我有无限的爱，我用作品表达我的感情。”巴老的这段话，像一座灯塔照亮了夜空，又像一支火把照亮了我。我忽然开悟了，说得多么好啊，写作的本源是爱，是对人民、对祖国的爱。巴金的这段话就是写作的真谛。正是他深切同情觉新等人的悲剧命运，才生出了对封建制度的恨，才能产生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这样的不朽之作。也正是他对祖国、对人民、对战士的无比真挚的爱，才能写出《团圆》这样的经典，使他成为现代文学巨匠。
细思细想，我心有所悟：写作中，只有有了爱，才会有感情、有启悟、有思考，才会展开想象的翅膀，才会走向诗和远方……爱确确实实是写作的动力与起点。不从爱出发写出的文章，常常是无情无思、无光无彩、无意无蕴的，是难以写好，也难以走远的。
回望我自己的写作之路，似乎也正是在对祖国、对人民真心地、浓烈地爱着的时候，才能写出好文章。任何的虚情假意、逢场作戏、应付差事、哗众取宠，都写不出好的文章来。
“人为什么需要文学？”巴老说：“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，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，带来勇气，带来力量，让我们看见更多的光明。”我认为，这正是写作者需要追求的目标。
“云水巴山雨，文章金石声”，且以老舍给巴金的题词为其颂。
《 人民日报 》（ 2026年07月18日 08 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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